南薛庄上小学时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村里路边的大墙上看到了“百丑图”（文革时期“走资派”的图像），学校组织游行，打着三角彩旗，上面写着“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街上墙上还写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标语“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从小的意识中，就对阶级斗争有了朦胧的印象。

在孔集村上初中时赶上了“批林批孔”，学校经常组织写这方面的文章，接触到了文言文“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心中的“孔圣人”被批成了“孔老二”“落水狗”，批林彪也感到林彪好象没有说过什么，也不知道孔老二和林彪怎么能联系起来。上中学时写的批判文章比较多，批判过“读书做官论”“读书无用论”，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书中自有黄金屋”等，我都是那时才知道的。当时大批判对于学习影响不大，经常考试，记得一次期末考试我还考过全班第一名，是从学校墙上的分数榜看到的。上小学和初中还是比较快乐的，平时放学后帮助家里拔草、放羊，放暑假帮助家里干些农活。

初中毕业升高中，当时要村里推荐，能不能上和在校学习成绩没关系，就看政治面貌、看家里有没有势力，家里是地主富农的只要有人当官也可以上，说是讲成份但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我是属于政治面貌不好家里又没有势力的，我叔叔当时被打成“右派”，我父母对组织上对叔叔的处分有意见，也被开除了党籍（在1978年平反），村里没有推荐我上高中。6月份初中毕业（当时已从以前的冬季升学改为了秋季升学），正是上学的年龄，却跟大人到生产队里干活，学习不如我的人去上高中了，心情特别不好。母亲为了让我去上学，找熟人送礼，才在那年的12月份去了离我家三十多里地的外公社的胡里庄高中上了学。入学比别人晚，半学期数理化课没上，高中主要时间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上课比较少，经常组织去干农活拔草、背着粪篮子拾粪，但写了很多批判“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章。1976年5月28日高中毕业后回家劳动，秋天开始征兵我想去参军，因政治面貌不好村里不同意，只能在家务农。当时看到临清县初中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来到我们村里也一样下地干活，他们远离父母，手磨破了、脸晒黑了，父母来看他们时心疼的都哭了，我想我一个农民的孩子就应该种地。那年的冬天去聊城南边的徒骇河挖河，住在河堤上，在河堤上挖一个半阳半阴的大坑，上面用檩条树杆搭上，晚上钻到里边睡觉，阴暗潮湿。冬天的早晨五点钟起床又黑又冷，就下到河里去挖泥，把大河里的泥用车拉到大堤上，在河里吃早午晚饭，一直干到晚上实在看不见了才收工。可真累啊！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开始重视教育。1977年6月临清县通过考试招一批民办教师我报了名，先是在公社初考、然后到县里再考，考了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我两次考试都通过了，录取后安排到临清师范培训半个月，学习的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培训结束后到我们刘垓子公社当老师，教高一政治。在高中教学期间，听到了广播里播出有关恢复高考的消息，感到这是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作为高中的政治老师，我负责辅导公社高考人员的政治题，得到了一本济南二十二中编写的《复习题纲》，开始了认真的学习，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自己背题。因为理科底子不好而报考了文科，在文科中专业的选择上，因在临清师范培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对哲学产生了兴趣，所以考完后报志愿第一志愿就是6163银河net163am哲学系，然后才是第二志愿、第三志愿。后来被6163银河net163am录取了，受到了刘垓子高中学校领导老师的表扬并让我在高中毕业班上讲学习心得体会。1978年2月28日去济南上大学，当时黄河上还没有桥，靠摆渡过河。

在上大学期间，印象较深刻的有几件事。一是读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籍，从《东周列国》《西汉演义》到《民国演义》有三十多本书，还读了不少名人传记，如《拿破仑传》《斯大林时代》《列宁回忆录》《罗斯福传》《袁世凯演义》《马克思传》等，对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历史的演变有了较清楚的了解。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关于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这方面的内容。二是在学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时，提出了国内存在三大婚姻集团的想法，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这三个婚姻集团，彼此独立又互相交织。三是张景芬同学爱早晨学外语，在宿舍六楼听广播，我每天早晨在食堂吃完早饭给他买一个窝头带回去，这事我干了好几年，我说我为啥老给你买饭，他开玩笑说他是将军我是士兵。五是每个期末考试时，背题还是很累的。有时晚上教室关了门就在路灯下面坐个马扎子看书背题，暑假前的期末考试，路灯下还有蚊子和虫子，想想真够辛苦的，这是我一生中学习最刻苦最累的时候。

1982年2月至1987年9月，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阿木尔林业局宣传部工作，有些事情感受比较深刻。一是人们对于哲学很好奇，说我的到来是来了一个哲学家，我应大家的要求办起了“伐木工人学哲学”学习班。通过讲解，他们了解了一些哲学基本原理，认为哲学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神秘；通过唯物史观的讲解，他们认识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必然；通过辩证法的讲解，使他们在看待事情的全面性上有所提高。二是十二大召开前夕，党的十二大代表、大兴安岭地委书记全玉祥到林业局征集对十二大的建议，我当时经常在党校讲课和在机关作形势任务讲座，发现有些领导干部根本不把理论学习当回事，于是我提出了党政干部的学习时间和学习成绩要记录到档案中，作为考核干部的一项标准同干部的提拔晋级挂钩，这个建议得到了全玉祥书记的肯定，并在大兴安岭地区制定了加强干部学习考核的办法。三是一到东北就好像进了威虎山，人们和林海雪原小说里描写的一样，带着皮帽穿着皮袄和毛毡靴子，工作和生活中感受到了东北人性格的热情、豪爽和暴燥，大碗喝酒，经常看到人们喝的呜哇乱吐，开始看不惯喝不动，他们认为我装清高，后来我也喝的呜哇乱吐，和同志们及林业师傅处的感情不错。四是大兴安岭真是太冷啦，我到的那年9月26日下了一场大雪，有一尺半厚，电线杆子都压倒了，停电好几天。每年从九月份到来年五月份都会下雪，零下三十几度是常事，穿棉服或皮袄、毛衣根本不挡寒不挡风。有一年五月份出差到北京，我是穿着棉袄来的，一看北京在穿长袖或短袖裙子，别人看着我以为我有病。大兴安岭最热的夏天就几天，女孩子只能中午穿一会儿裙子，早晨或晚上全是长袖，用不着冰箱空调和风扇。我家住在山上，是一个山中间的平房小院，前边是河，再前边是一座山，山上松树葱绿，每天早上半山腰都有白云绕着转，大森林中的空气你想象有多好就有多好。但当时在东北那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根本无心欣赏。

1987年，我调到了在河北涿州的煤炭部地质局工作，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印象较深的有几个事。一是围绕党的中心宣传工作，有针对性地做好职工的思想教育。1990年2月，中宣部、国家计委、全国总工会发出了《关于在企业职工中进行基本国情基本路线教育的通知》，我对如何在青年职工中开展好“双基”教育进行了调查和思考，撰写了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是《消除逆反心理，加强双基教育》,发表于《工人日报》（1991.4.16），一篇是《青工双基教育的体会》，发表在《中国煤炭报》（1992.11.29）。二是紧跟形势，对加强地质队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不少文章。发表在中国煤炭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主办的《开采》杂志上的文章有《加强地质队思想政治工作之管见》《树立地质队的良好形象》，发表在《煤田地质报》上的是《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党的领导》，发表在《煤炭地质政工研究》杂志上的有《谈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谈地质队转换经营机制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国有企业实行工资集体协商的研究》等文章。三是撰写了大量经验文章。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编选、由中国卓越出版公司出版的《先进企业改革经验谈》第二辑上发表了题目是《在逆境中奋起，在改革中振兴》的文章，介绍了浙江省煤田地质公司机械厂扭亏为盈的经验，《敢于拼搏，善于拼搏》的文章介绍了煤田地质公司二队龙王沟找水的经验等。为加强煤田地质单位的行业精神建设，参与了《煤田地质行业精神》一书的编写（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等。

我于2019年退休。回顾几十年的经历，感恩党的正确领导，感恩老师的辛苦培养和同学们的帮助。参加工作后为党、为林业建设和煤炭职工做了一些工作。随着近几年原单位机关陆续搬到北京，我现在在北京昌平定居生活。

2023年5月于北京昌平

文：侯培德

图：侯培德、《如歌岁月》编辑组